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一百年
2019-04-22 16:00:10 來源: 新京報即時新聞  責任編輯:   

上世紀50年代,中蘇進入蜜月期,海量蘇聯文學被譯介?!陡痔竊躚凍傻摹貳毒簿駁畝俸印貳逗E浮返雀潛還惴涸畝?,不僅影響了作家的創作,還塑造著人們的思想,甚至成為生活指導。相比文學的藝術意義,其教育意義更為突出。

之后隨著中蘇政治關系疏離,譯介熱度驟然冷卻,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慢慢恢復。來到新世紀,英語和西語文學受到更多讀者青睞,俄羅斯文學的處境似乎變得尷尬?!岸礪匏刮難ヂ洹鋇乃搗汲魷?。事實果真如此嗎?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并不這樣認為。他認為,俄羅斯文學在當下的中國才回歸到文學本身,對它的接受才是正常的?!敖鶘礪匏埂貝允櫓鞅嗤艚n仍諮≡翊允槭?,也最注重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至于意識形態,已不是譯介標準。這一看待俄羅斯文學視角的轉變,也許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其偉大。俄羅斯優秀作家所保有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姿態,肩負時代責任和使命的勇氣,永遠不會過時,也將持續給我們以啟示。

撰文| 陳建華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如果從1872年《中西聞見錄》創刊號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已經走過近一個半世紀的歷程?!拔逅摹幣鄖暗慕敫鍪蘭?,俄國作家及其作品已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不過當時的譯介量不多,影響不大。俄國文學真正為中國文壇所關注,并對中國文學產生實際的影響則始于“五四”時期。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讓我們回眸一下俄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軌跡。

“五四”時期

閱讀俄羅斯文學成為一種風氣

“五四”時期,中國出現了俄國文學譯介“極一時之盛”的局面。茅盾說,當時“俄羅斯文學的愛好,在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為一種風氣”。據《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統計,1920年至1927年期間,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印成單行本的(不計綜合性的集子和理論譯著)有190種,其中俄國為69種(期間初版的俄國文學作品實為83種,另有許多重版書),大大超過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被譯介數量,占總數近五分之二,譯介之集中已可略見。如再縱向比較,1900年至1916年,俄國文學單行本初版數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為年均1.7部,而這八年則為年均約10部,雖還不能與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顯出大幅度躍升的態勢。這些單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眾多名家的名作。在綜合性的集子中,俄國文學的譯作也占重要位置,還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種期刊上。這時期,不管什么傾向的刊物,都競相刊登包括俄國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作品?!緞∷翟鹵ā貳抖皆又盡貳緞慮嗄輟貳段難е鼙ā貳妒筆灤鹵āぱУ啤貳凍勘ǜ笨貳緞輪泄貳隊鎪俊返瓤锏竊氐畝砉難ё髕酚榷?。


《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開始連載屠格涅夫的《春潮》。

“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學的先驅者們在對外來文化“取兼容包并主義”的同時,也對它作了積極的選擇和揚棄。魯迅在1927年對美國學者巴特萊特的談話時說過,現代中國介紹進來的林林總總的外國文學作品中,“俄國文學作品已經譯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國家作品都多,并且對于現代中國的影響最大”。魯迅本人就是“熱心于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論述、介紹和翻譯,以及在創作上把俄羅斯文學的偉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影響成為重要的有益的幫助的、最主要的一人”(馮雪峰語)。郁達夫也認為,“世界各國的小說,影響在中國最大的,是俄國小說”。他還表示,“在許許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國作家里,我覺得最可愛,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會生厭的,便是屠格涅夫?!業目級列∷?,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郁,繞腮胡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幣虢櫚娜瘸蝦透星櫚淖ㄗ⒋右桓霾嗝娣從沉蘇庵鐘跋斕納疃群凸愣?。

上世紀20年代末,在中國社會面臨新的歷史抉擇的關頭,左翼作家開始引進蘇聯文學,在近20年間,陸續推出了不少“新俄文學”作品專集,如《白茶》《煙袋》《冬天的春笑》《蔚藍的城》《村戲》《流冰》《果樹園》《豎琴》《一天的工作》等小說集、詩歌集和戲劇集,涉及的作家有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扎米亞京、愛倫堡、葉賽寧、阿·托爾斯泰等。其中最受關注且作品被譯得最多的是高爾基,最早出現的是宋桂煌從英文轉譯的《高爾基小說集》(1928)和沈端先(即夏衍)從日文轉譯的《母親》(1929)。僅30年代,出版的有關高爾基的文集、選集和各種單行本就有57種之多。隨著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中國對“新俄文學”的介紹日見活躍。除高爾基的作品外,還譯出了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雅科夫列夫的《十月》、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前二部)和《被開墾的處女地》、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吶喊》、愛倫堡等人的報告文學集《在特魯厄爾前線》等有影響的作品。

40年代,中國文壇非常關注蘇聯衛國戰爭文學。期間創刊的《蘇聯文藝》(1942-1949)譯介了大量蘇聯衛國戰爭文學作品。此外,時代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特別是解放區的一些出版機構)出版的此類書籍的單行本數量也有百余種之多。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的廣泛傳播,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統治的斗志。


《蘇聯文藝》月刊由羅果夫主編,是中國第一份俄蘇文學的譯介專刊。參與編輯和翻譯工作的有姜椿芳、陳冰夷、葉水夫、戈寶權、許磊然、包文棣、孫繩武、草嬰和蔣路等人。圖為該期刊終刊號第37期封面。

如魯迅所言,在“大夜彌天”的中國,這些作品的出現,其意義是遠遠超過了文學本身的。面對著充滿新生活氣息的“新俄文學”,不少中國作家很自然地意識到了舊俄文學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的同時,一些左翼作家表示,“新俄文學”才是“驚醒我們的書,這樣的書要教會我們明天怎樣去生活”(茅盾語)。

1950年代到80年代

從大量譯介蘇聯文學到冷卻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十年,中國文學界以極大的熱情全面介紹俄蘇文學。上世紀50年代被譯介的俄蘇文學作品總量大大超過前半個世紀譯介數的總和。有人做過一個統計,當時幾家主要的出版機構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種俄蘇文學作品,各家印數均在一二千萬冊;從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國共譯出俄蘇文學作品達3526種(不計報刊上所載的作品),印數達8200萬冊以上,它們分別約占同時期全部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種數的三分之二和印數的四分之三。這時期俄蘇文學的翻譯質量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一批經過正規院校培養的譯者加入了俄蘇文學的翻譯隊伍,俄國文學作品大多通過其他文字轉譯的現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轉。俄國古典文學的翻譯量雖然不能與蘇聯文學相比,但是其繁榮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出版的單行本計,50年代初版新譯的作品,年均達20.4種,其中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年為38種;如果加上重版的作品,年均達40.4種,其中又以1949年和1950年最高,這兩年共出版了151種作品,創歷史之最。

當時重點譯介的是蘇聯文學,譯出了上千位蘇聯作家的幾千種作品,蘇聯文學譯作占全部俄蘇文學譯作的九成以上。茅盾稱“這十年來我們翻譯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可謂“浩如煙海的書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海鷗》《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毒簿駁畝俸印返扔判愕乃樟難ё髕范緣筆敝泄奈難Т醋韃瞬恍〉撓跋?,劉紹棠曾談道:“我在青少年時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響”,“我從他的作品中所接受的藝術影響,一個是寫情,一個是寫景,而且是落實到描寫自己的鄉土人情上”。不過,當時譯介過來的作品中有的并非佳作,但因與當時的時代氛圍相吻合,也往往能獲得超過其內在價值的熱烈歡迎,如比留柯夫的小說《海鷗》、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的故事》等。盡管譯介量大,但文壇又將相當一部分優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視野之外,受蘇聯官方排斥的作家(如葉賽寧、勃洛克、阿赫瑪托娃、左琴科、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和扎米亞京等)的作品幾乎不為當時的中國讀者所知;有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只能內部出版(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單靠面包》等)。這種現象造成了當時中國的俄蘇文學譯介的跛足現象,也直接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文學的基調和底色。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52年梅益所譯版本

60-70年代,中蘇政治關系全面冷卻,兩國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發生猛烈碰撞。與此相應,中蘇文學關系也進入了長達20年的疏遠、對立,乃至嚴重冰封的時期。1962年以后,中國不再公開出版任何蘇聯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蘇文學作品均從中國的一切公開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數量十分有限的俄蘇作品的譯本出現,這種情況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變化。

1980年代

譯介總量超過20世紀任一時期

在改革開放的良好氛圍中,80年代的譯介總量大大超過20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期間,中國翻譯出版了近萬種俄蘇文學作品(包括單行本和散見于各種報刊中的作品),涉及的作家有一千多位。而這種譯介態勢又是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接納外來文化的熱潮中出現的,它與50年代對蘇聯文學的傾斜的接納完全不同,俄蘇文學在中國全部的外國文學作品譯介中所占比重漸趨正常。80年代俄蘇文學約占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總量的20%-30%,前期和中期略高,后期有所下降。當然,這個比例還是相當高,說明俄蘇文學在此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在北京、武漢、濟南等地出現了《蘇聯文學》(現為《俄羅斯文藝》)、《當代蘇聯文學》和《俄蘇文學》等4種俄蘇文學譯介和研究的專刊。

80年代前期和中期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譯介蘇聯當代文學(主要是蘇聯60年代以來的作品)的高潮,整個十年里譯出的作品多達五六千種。長期以來,中國對蘇聯文壇始終予以密切關注,對其基本面貌和動向可謂了如指掌,而中蘇政治關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趨頻繁,又進一步為文學譯介渠道的暢通創造了有利條件。一些活躍于蘇聯當代文壇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響的作品,很自然地成了中國譯者捕捉的目標。艾特瑪托夫、邦達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貝科夫、瓦西里耶夫、葉夫圖申科、萬比洛夫等作家的重要的作品大都被介紹到了中國,這些作家的優秀作品在中國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其中艾特瑪托夫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一個。王蒙曾將他列入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4個外國作家之一。不少中國作家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艾特瑪托夫的作品對他們的藝術影響。例如,張承志表示,在創作的起步階段,艾特瑪托夫的作品“給了我關鍵的影響和啟示”,“《艾特瑪托夫小說選》我恨不能倒背如流”。

當然,新時期中國作家在接受蘇聯當代文學時的獨立意識已大大加強,王蒙曾指出:“不能夠說蘇聯的作品都寫得很好,蘇聯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欽吉斯·艾特瑪托夫,但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艾特瑪托夫太重視和忠于他的主題了,他的主題那么鮮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他要表達的蘇維埃人的高尚情操、蘇維埃式的人道主義、蘇維埃式的對愛情、友誼、理想、道德的歌頌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他,使他沒能夠充分發揮出來?!?/p>

1990年代

俄經典名著再度繁榮、被重譯

90年代初期開始的中國市場經濟大潮和1991年蘇聯的解體,對歷經一個世紀風雨的中俄(蘇)文學關系產生了巨大影響。最表層的現象是蘇聯當代文學作品和近期的俄羅斯文學作品譯介量的銳減,這里除了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而受到制約外,讀者興趣的轉移(不單單對蘇俄文學)也許是更直接的原因。

與當代文學作品譯介量銳減的狀況相反,因不受版權制約和有名著效應,俄國經典文學名著的出版在這一階段卻再度繁榮起來,大量的名著被重譯。應該說重譯并非壞事,名著出版的繁榮亦是可喜的現象,只是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在繼80年代中國出版了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以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繼推出多位俄蘇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普希金文集》《萊蒙托夫全集》《果戈理全集》《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就單個作家而言,也可以見到這種繁榮景象,如近些年來出版的有關普希金的集子,除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10卷本外,還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抒情詩全集》《普希金長詩全集》等。其中,馮春先生獨自完成的《普希金文集》(10卷)包括了譯者重新譯出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抒情詩、敘事詩、童話、詩體小說、小說、散文、戲劇和文學論文等,比較充分地體現了譯者的個人風格。而且,從翻譯的水準上看,不少重譯本較以前的譯本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由徐振亞和馮增義新譯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其翻譯的質量明顯超出了以往的譯本,受到了專家和讀者的好評。俄國古典作家為什么會受到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讀者的喜愛,新時期著名作家劉心武在《話說“沉甸甸”》一文中談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對此作了很好的闡述:“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學愛好者心儀。倒也不是人們鐘情于他們終極追求的所得,什么‘勿以暴力抗惡’,什么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熱,依然不為人們所追求所信奉,但人們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到靈魂的震撼和審美愉悅的并不是那終極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終極追求的本身;那彌漫在他們作品字里行間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達到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滿了琴弦震顫般的張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心靈共鳴中繼承了一種人類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p>


亞歷山大·普希金(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俄羅斯著名詩人、小說家,現代俄國文學奠基人,代表作有《上尉的女兒》《葉甫蓋尼·奧涅金》等,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俄羅斯詩歌的太陽”。

蘇俄現當代文學的譯介與古典文學的譯介有些不同。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名家繼續受到關注,高爾基還是新時期第一個出大型文集的俄蘇作家。但是,這些作家的作品的出版總量在世紀之交明顯減少。而當年走紅的法捷耶夫、吉洪諾夫、巴甫連柯、柯涅楚克等不少蘇聯現代作家的作品普遍有不景氣之感,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昔日“傾斜的接納”有關。當然,真正優秀的作品是不會過時的。作家張煒在談到高爾基時這樣認為:“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的,但后來又被急躁的年輕人過分地挑剔了?!葉了切┪穆酆托∷迪肪?,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是跨越兩個時代的大師──做這樣的大師可真難,不僅需要才華,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庇氪送?,過去中國文壇重視不夠的、或者根本不為一般的中國讀者知曉的一大批重要的蘇俄現當代作家及其作品,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并有了與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大體相應的譯介。葉賽寧、勃洛克、布爾加科夫、扎米亞京、普里什文、左琴科、阿赫瑪托娃等的代表作均被譯成中文,產生了較大的反響。王家新強調,“這些20世紀俄羅斯詩人不僅以其優異的藝術個性吸引著中國的詩人們,也以其特有的詩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在20世紀整個現代詩歌的版圖上構成了一個‘審判席’”。這些詩歌“比任何力量都更能驚動我的靈魂”,“一種靈魂上的無言的親近?!?/p>


《卡拉馬佐夫兄弟》,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徐振亞馮增義,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

二十一世紀

譯介數量減少,影響力持續

世紀之交,國內陸續譯出了一些活躍在俄國當代文壇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在“中俄經典與現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的支持下翻譯出版了的作品就有葉甫蓋尼·希什金的《魔鬼的靈魂》和《愛情守恒定律》、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弗拉基米爾·沙羅夫的《此前與此刻》和《像孩子一樣》、烏特金的《自學成才》和《環舞》、瑪雅·庫切爾斯卡婭的《莫佳阿姨》,以及“俄羅斯少年文學”叢書等。同時,一些出版社還以不同形式推出了包括“金色俄羅斯”在內的多套綜合性的大型的“俄蘇文學經典譯著”叢書。而新世紀以來,古典文學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仍在繼續問世,如《普希金全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等,其中2011年由陳燊主編的《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尤其引人關注。這不是一部普通的譯著,其中融入了中國陀氏研究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該全集共22卷,翻譯和出版工作歷時十多年,長達6萬字的精要總序、嚴謹的注釋和題解,使該譯本的學術含量大大增加。


列夫·托爾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思想家,代表作有《戰爭與和平》等。

盡管就譯介的數量而言,新世紀的俄蘇文學翻譯不能與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相比,但是它們的影響繼續存在。如張瑋所言:俄蘇文學的“這種影響長時間都不能消失”,“在不少人的眼睛盯到西方最時新的作家身上時,有人更愿意回頭看看他們,以及他們的老師契訶夫、屠格涅夫等。米蘭·昆德拉及后來的作家不好嗎?沒有魅力嗎?當然有,當然好;可是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喜歡也重視拉美,但讓我傾倒的是俄羅斯作家,受影響最大的當然也是”。百年來,“中俄文字之交”根深葉茂。目前的發展勢頭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百年積淀的基礎上,“中俄文字之交”將變得更加理性,并將獲得更豐厚的成果。

作者:陳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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